10月5日，韩国首尔某小学六年级学生金惠琳（化名）在课堂撕毁同桌手机壳上的偶像海报后引发冲突，视频在网络热传。同期，其父接受采访时无奈表示：“孩子说我不及爱豆的一根头发丝，现在我们全家吃饭都躲着讨论防弹少年团。”一时间，韩国“小学生追星过激”话题登上国内外热搜榜首。
事件起因颇具戏剧性。视频中，惠琳发现同桌将TXT成员显祐的海报印在手机壳上，要求对方立即更换未果，竟当众扯下手机壳并踩踏海报。老师介入时她大喊：“你们知道损毁偶像照片会带来多少诅咒吗？”校方透露，该生已因多次将练习室试听券带入教室被警告三次。这种极端行为折射出的教育难题，在韩国家庭已成普遍困境。
根据首尔新村教育研究院最新调查，87%的小学生族群承认“更信任爱豆社交媒体而非父母”，其中10-12岁女生群体对偶像的经济支持度同比上涨320%。专门研究fan社区的SBS记者李承勋指出：“她们会为偶像打榜凌晨四点起床，但作业拖到老师催三次才交。”这种优先级反转让不少家长备感挫败，首尔江南区心理咨询中心数据显示，今年上半年咨询“子女追星焦虑”的家长数量是2019年的5.8倍。
在现象背后，庞大偶像工业链的推力不容忽视。文章中的韩流明星相关案例显示https://5.yldbkk.com/html_5/hanguoaidou/5943/list/1.html，练习生选拔提前至小学六年级已成为行业潜规则，YG娱乐2023年新人招募中最小参选者年仅8岁。而社交媒体生态更助长迷妹文化，BTS曾公开回应：“我们收到过小学三年级粉丝的10万韩元打赏，这让我们很愧疚。”
文化心理学家崔贤珠分析，Z世代正在重塑“情感依附”定义，他们通过崇拜虚拟伴侣获得社会认同：“当学校课后辅导时间被压缩至1.2小时，偶像MV日均45分钟的亲密特写，自然成为情感寄托主渠道。”这种现象在日本与泰国也有镜像，但韩国因偶像产业高度发达国家化而表现尤为极端。
专家呼吁建立“新家庭教育框架”，高丽大学儿童发展研究所提议，在现有品格教育大纲中增设“媒介素养模块”，教孩子识别偶像人设的商业包装本质。首尔家庭教育网络则推出“亲子星探日”活动，鼓励家庭共同创作爱豆同人漫画而非单纯消费内容。正如惠琳母亲在采访末尾哽咽所言：“我希望她将来能说我比某个演员的一句rap更有存在感。”
此事件再次将社会目光投向教育系统的滞后性，10月9日教育科学技术部将召开特别会议，讨论是否将“偶像产业心理学”引入初中必修课程。面对这场席卷东亚的追星飓风，或许我们更需要思考：如何在商业资本、孩童崇拜与正常亲子关系之间找到新平衡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