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20日，联合国粮农组织（FAO）关于《全球农业生态多样性保护倡议》的讨论正引发全球热议。在这个关乎人类未来粮食安全的节点，回望中国绵延五千年的农业发展史，一条以生物多样性为核心的农耕文明脉络悄然浮现。从河姆渡遗址的稻作到汉代《氾胜之书》的耕作智慧，从“桑基鱼塘”到“七分种植三分天注”的经验，中国传统农耕文明不仅是生存策略，更是一套与自然共生的生态哲学。
**一、农耕文明的萌芽：耕地与生态的最初对话** 中国农业的起源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，长江流域河姆渡遗址发现了7000年前的稻谷遗存，黄河流域西安半坡遗址则出土了8000年前的粟作证据。这些早期农耕选择并非单纯为了产量，而是与动物驯化、野生植物保护同步发展。例如，稻田周边往往会保留苔草、芦苇等水生植物，既净化水质又为昆虫、鸟类提供栖息地，形成最初的“农-湿共生系统”。
商周时期，“九谷制度”将稷（小米）、黍、麦、稻等九类作物分季轮作，避免土壤元素单向消耗。文献中“四季不竭，生之物也”的记载，直言农业需尊重生态循环。这种早期的生物多样性认知，本质上是将农田视为生态系统而非单一生产单元。
**二、汉唐盛世的生态实践：多样性的自觉应用** 汉代《氾胜之书》提出的“以 SMART 原则指导农时”，核心实为生物节律的把握。其中“区田法”通过区块化种植，实现不同作物根系对土壤养分的需求互补；北魏贾思勰《齐民要术》更系统总结了“耦耕法”“圳渠灌溉法”，将灌溉与土地平整结合，既提高水资源利用率，又适应不同地势的动植物生长特性。
唐宋时期，“桑基鱼塘”模式在岭南风行。这种将蚕桑—塘泥—塘鱼—基田循环的复合系统，在今天看来完全符合“零废弃生态链”标准。明代《农政全书》还提出“育林护田”的理念，要求每10亩农田种植3亩林木，既能防风固土，又为益虫、天敌提供栖息场所，达到天然病虫害防治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传统农耕对物种多样性的保护远超“可用性”范畴。例如江南农谚“塘中不捕黑鱼，田里留些杂草”，看似降低短期产量，实则黑鱼控制害虫数量，杂草维持昆虫多样性，构成天然生物防治网络。这种以“冗余”换取生态稳定的思维，成为当代生物多样性农业的重要启示。
**三、农耕文明的危机与觉醒：现代化带来的反思** 1950年代以来，化肥农药的使用使粮食产量激增，但单一种植模式加剧了土地退化与昆虫锐减。研究显示，华北平原土壤有机质含量较百年前下降40%，农田蜘蛛等天敌种群也锐减70%。这警示着：传统农耕保护的生物物种链，既是生态保障，更是农业韧性之源。
而在“碳中和”与“可持续发展目标（SDGs）”的压力下，国内外科研机构正重新重视传统农耕智慧。中国农科院2023年《低碳农业白皮书》提出“古代四时农法与现代精准农业融合”路径，便是对传统“地力常新壮”的现代诠释。
**四、古为今用：生物多样性农业的当代实践** 在山东寿光现代农业产业园，“作物-昆虫旅馆-蜜源植物带”组合已成标配。通过种植具有蜜腺的荞麦、苜蓿等“辅作作物”，吸引瓢虫、草蛉等益虫，减少30%农药使用量。这种“人工复刻传统农间生态”的理念，正是对古人“以虫治虫”的现代化升级。
云南哈尼梯田的保护更堪称典范。其“森林-村寨-梯田-水系”系统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（GIAHS），每层梯田水面有意保留水艾草等17种挺水植物，既净化径流又为蛙类提供产卵地。这种立体生态模式，让单位面积物产量较同纬度农田高出60%的同时，维持着700余种本土生物的持续繁衍。（此处插入外链： 从中国农业发展史，看中华传统农耕文明——寻找生物多样性农业之根）
**五、未来之路：让传统生态智慧照亮农业新图景** 中国工程院“2035农业战略研究”建议中，明确将“恢复农田生物多样性指数”作为核心指标。海南大学团队研发的“古法播种机”，在传统条播基础上加入“间作点播系统”，播种时自动掺入豆科作物种子，实现70%机械化与传统间作技术的结合。
正如国际生物多样性中心（Bioversity International）在最新报告中强调：“传统农耕中的生物多样性保护，不仅关乎物种存续，更是人类在应对气候危机时最实惠的保险。”今日，我们站在农业转型的关键节点，或许正如古人所言：“民农则田垦，田垦则粟多，粟多则国富。”但更深刻的智慧在于，这种“多”不是单一物种的重复，而是生命网络的蓬勃共振。
回望五千年农业文明，从河姆渡的稻种到哈尼梯田的水生植物，无数先人用智慧编织出一张生机勃勃的生命之网。在守护“绿水青山”的今天，重新审视这些传统农耕文化遗产，正是找到了通向可持续未来的“根”。